| 侯伯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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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春天，应侯伯宇（前左一）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右一）前来西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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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当侯伯宇先生离开人间，才来报道他勇攀科学高峰、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精神和事迹，我们甚感汗颜！
先生在世时，我们多年多次造访，先生都一一谢绝，也曾通过校方行政联系，先生都予婉拒。原因是“他不愿意张扬”。也有人传话，先生嫌当下媒体热炒了不少“假学问”、“伪科学”，他害怕与之混为一谈。
虽因应先生之诺未能报道，但先生一生攀登科学高峰，不论事业、功名、生活、命运、境遇顺好坎坷，都坚守不辍，矢志不渝的精神，先生科研成果享誉世界的赫赫声威和严谨治学、低调做人的品格，一直启迪着我们心底的敬佩。
先生离开了我们，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风骨折射出的精神，不仅能够廓清科学的真伪，能够厘清学术的正邪，而且能够激活我们每个人热爱祖国，勇攀高峰，尊重科学，务实创新，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真心。为此，我们违愿于先生生前之诺，发出了这份迟来的报道——
当一个人把信仰作为人生的风标和旗帜，视科学为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以人格的自律和行为的慎独赢得尊严和宁静时，面对一生的坎坷和生命的重创，面对尘世间追慕的名声、地位、金钱、诱惑，他的内心世界该有着怎样的不变和坚守？他的精神空间该有着怎样的位次和排序？
黄叶飘飞的季节，我们再次来到西北大学，追忆一位已经过世学者的生活履迹，探究一位令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颠扑不破、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风骨。他从热血青年渴望入党直至年届半百方得圆梦的信念打磨，他在当今世界数学物理界享有赫赫声威的学术成就和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巨大反差，他培养出的灿若星辰的国际理论物理界精英和晚年痛失独子爱孙的双重际遇，令每一位在他生命轨迹中有过交集的亲人、同事、学生镌刻在心，没齿难忘。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的骄傲”、创建了“侯氏理论”的世界数学物理界代表人物、新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侯伯宇。
信念的坚守
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青春的侯伯宇也如青春的新中国，充满了积极、向上、勃发的力量。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并将它化为一个青年奋斗的热望，将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用50岁，30年，为自己的信仰和忠诚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侯镜如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中经由周恩来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起，侯伯宇就一直深受父亲爱国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逐步树立了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跟随父亲四方辗转，先后就读过10所小学，3所中学，兴趣广泛，爱好数理。由于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与鼓励，为了“科学救国，做出更好的武器”，他决心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物理，并于1947年和1948年，两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但进入清华仅仅4个月，平津战役的炮火又逼迫他中断学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侯伯宇满怀一腔热血，放弃了在台湾大学的学业，也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刚刚在清华安顿好，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涌动着爱国热情的他，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他是班里第一个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学生，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大学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倾囊捐出。1951年，组织批准他参加军干校，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准备跟随苏联军事顾问入朝参战。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读书的愿望，赴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为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其困难，他仍潜心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受到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后来，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文革”结束，侯伯宇更加信心满怀地忘我工作。当父亲在美国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时候，他全力协助父亲，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他力邀台湾中央研究院袁旗教授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两岸隔绝30多年后学术界的首次接触，对于打破“坚冰”，意义重大。
信仰是探索者心中的绿洲。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到阅尽人事的华发壮年，侯伯宇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离不弃。他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自己还曾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历史问题”，入党问题也一再被搁置。在“肃反”中遭批斗，还差点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导师张宗燧遭抄家批斗，他也受到牵连。但是这些挫折和打击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1980年，50岁的侯伯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人这个光荣的称号，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词和对党的事业的庄严承诺。
价值的取向
侯伯宇一生经历各种挫折和苦难，但从未因此中断学习和科研。他始终秉持科学报国的理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和先生相处的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奉献之类高调的字句，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事业。”这是他的学生、西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杨战营记忆中的侯伯宇。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ckiw等著名教授的赞许，许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引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国际权威未能完成的重要定理的证明。1983年5月，53岁的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以“H-变换”或“侯氏理论”。杨振宁等科学家用“非常漂亮”、“强有力的”、“很优美”等词语，高度称赞先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华社曾以“中国的骄傲”为名，展示了包括“侯氏理论”在内的20项“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社会上知道侯伯宇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对于他来说，科学研究已经融为生命最重要的部分，科研成果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因素非常高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侯伯宇就是这样的人，他所秉持的标准，不由得让学生由衷敬仰！杨战营说：“他的境界促使我们反思：他并不是不知道规则，只是在他心目中，学术本身超越了一切。”
侯伯宇对学问的专注是同行中极为著名的。他每次参加会议，只参加学术研讨，不参加观光游览，更不会带夫人同行。他也从来不肯动用科研经费为自己报销一本和课题“无关”的书，因此，圈内人都说侯伯宇是“只知学问不知其他”。正如李政道教授在他去世后发来的唁电中写道：“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被派往美国开展合作研究，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慎独自守，在给西北大学汇报信中赫然写道：“独处放任自流的花花世界。抵御诱惑与侵蚀，尽力做些工作，不失政治原则。”
1985年，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后承担了国家“八五”、“九五”攀登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由于资讯、交通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在西北的科研资源和工作环境是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的。但在物理界任何时候谈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理论物理有个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有个侯伯宇。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巴丁、普里高津、哈肯、福井谦一、格罗斯、法捷耶夫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通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重镇。
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侯伯宇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成果同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多年来，他获得的荣誉和奖项实在太多了，但他绝口不提这些。平时除了学问，更不谈别的事情。他很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世背景，更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事动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他申报院士屡屡未果，很多人既为他感到不公，也奇怪他为什么不利用一下父亲的影响。弟弟侯伯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一期同学会联络员，曾经私下里问过哥哥要不要“帮忙”，侯伯宇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你不要害我！”面对许多人热衷的“位子”，侯伯宇不光主动辞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还多次婉谢了组织上让他担任行政职务的提议，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虽然物理学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数已不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但我感到我还有精力在难得的科学春天中继续与战友及学生们向国际舞台冲刺。”
听侯伯宇讲课，学生们普遍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从早上八点一口气上到中午十二点，中间只休息短短十分钟。这种情形在他的课堂上很常见。每一天，他都第一个出现在物理所，也是最后一个回家。在他的时间表里，没有公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每一天都是他的工作日。他从不让学生给他拜年，即使逢年过节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还是研究工作。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力量，让这个看上去有些文弱的老人，却有着坚实的肩膀。他真如苏格拉底所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出自先生侯伯宇门下的学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学术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侯伯宇满怀一腔热血，放弃了在台湾大学的学业，也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刚刚在清华安顿好，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涌动着爱国热情的他，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他是班里第一个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学生，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大学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倾囊捐出。1951年，组织批准他参加军干校，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准备跟随苏联军事顾问入朝参战。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读书的愿望，赴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为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他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其困难，他仍潜心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受到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后来，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文革”结束，侯伯宇更加信心满怀地忘我工作。当父亲在美国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时候，他全力协助父亲，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努力。他力邀台湾中央研究院袁旗教授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两岸隔绝30多年后学术界的首次接触，对于打破“坚冰”，意义重大。
信仰是探索者心中的绿洲。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到阅尽人事的华发壮年，侯伯宇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离不弃。他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自己还曾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历史问题”，入党问题也一再被搁置。在“肃反”中遭批斗，还差点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导师张宗燧遭抄家批斗，他也受到牵连。但是这些挫折和打击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1980年，50岁的侯伯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人这个光荣的称号，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词和对党的事业的庄严承诺。
价值的取向
侯伯宇一生经历各种挫折和苦难，但从未因此中断学习和科研。他始终秉持科学报国的理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和先生相处的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奉献之类高调的字句，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学事业。”这是他的学生、西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杨战营记忆中的侯伯宇。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ckiw等著名教授的赞许，许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引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国际权威未能完成的重要定理的证明。1983年5月，53岁的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以“H-变换”或“侯氏理论”。杨振宁等科学家用“非常漂亮”、“强有力的”、“很优美”等词语，高度称赞先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华社曾以“中国的骄傲”为名，展示了包括“侯氏理论”在内的20项“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社会上知道侯伯宇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对于他来说，科学研究已经融为生命最重要的部分，科研成果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因素非常高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侯伯宇就是这样的人，他所秉持的标准，不由得让学生由衷敬仰！杨战营说：“他的境界促使我们反思：他并不是不知道规则，只是在他心目中，学术本身超越了一切。”
侯伯宇对学问的专注是同行中极为著名的。他每次参加会议，只参加学术研讨，不参加观光游览，更不会带夫人同行。他也从来不肯动用科研经费为自己报销一本和课题“无关”的书，因此，圈内人都说侯伯宇是“只知学问不知其他”。正如李政道教授在他去世后发来的唁电中写道：“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被派往美国开展合作研究，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慎独自守，在给西北大学汇报信中赫然写道：“独处放任自流的花花世界。抵御诱惑与侵蚀，尽力做些工作，不失政治原则。”
1985年，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后承担了国家“八五”、“九五”攀登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由于资讯、交通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在西北的科研资源和工作环境是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的。但在物理界任何时候谈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理论物理有个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有个侯伯宇。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巴丁、普里高津、哈肯、福井谦一、格罗斯、法捷耶夫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通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重镇。
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侯伯宇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成果同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多年来，他获得的荣誉和奖项实在太多了，但他绝口不提这些。平时除了学问，更不谈别的事情。他很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世背景，更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事动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他申报院士屡屡未果，很多人既为他感到不公，也奇怪他为什么不利用一下父亲的影响。弟弟侯伯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一期同学会联络员，曾经私下里问过哥哥要不要“帮忙”，侯伯宇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你不要害我！”面对许多人热衷的“位子”，侯伯宇不光主动辞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还多次婉谢了组织上让他担任行政职务的提议，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虽然物理学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数已不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但我感到我还有精力在难得的科学春天中继续与战友及学生们向国际舞台冲刺。”
听侯伯宇讲课，学生们普遍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从早上八点一口气上到中午十二点，中间只休息短短十分钟。这种情形在他的课堂上很常见。每一天，他都第一个出现在物理所，也是最后一个回家。在他的时间表里，没有公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每一天都是他的工作日。他从不让学生给他拜年，即使逢年过节和学生在一起，讨论的还是研究工作。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力量，让这个看上去有些文弱的老人，却有着坚实的肩膀。他真如苏格拉底所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出自先生侯伯宇门下的学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学术带头人。
从1981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至今，侯伯宇已经指导了7名博士后、20多名博士生和20多名硕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他很重视学生的专业基础，经常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授课，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外出交流，虽然地处西部，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却有一流的师资和环境。侯伯宇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他说，即使不能达到世界最新水平，也一定要有所创新。在这样的理念下，侯伯宇很多弟子在读博期间，就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已毕业的学生中，有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6人获德国洪堡基金，4人次获日本学术振兴基金，5人次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正如中国科学院戴元本院士和朱重远教授所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侯伯宇的弟弟侯伯文曾经和哥哥开玩笑：“你的研究什么时候能带来经济效益？”侯伯宇淡淡地回答：“两百年以后吧。”两百年以后，无论那时他的研究产生多么巨大的效益，侯伯宇都不可能享受到了——那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一位科学家留给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礼物。
命运不等式
2006年，已是76岁高龄的侯伯宇向“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进行冲击，这是物理学中相当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一颗明珠，全世界多少物理学家都把它作为渴望实现的科学梦想。
然而，多舛的命运不给他以晚景的安宁，一场人生的大难再次重创了这位老科学家。
2007年8月，77岁的侯伯宇同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专注于课题研究，噩耗从天而降：唯一的儿子和心爱的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双双遇难！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这个消息。”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石康杰教授的眼睛湿润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侯伯宇闻讯愣了一下，提起包就往回走。跟在后面的石康杰注意到，“他的步伐很沉重，明显没有以前稳健了。在路上，他又追问了我一句‘伤情到底怎么样’，那可是他和夫人一手带大的心肝宝贝啊！听我回答‘很严重’时，就再也没有一句话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碎肠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经历这番人间至痛的第二天，侯伯宇就回到了办公室，第三天就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学生们发现，老师不但没有减少课时，反比过去上得更多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每天都要给学生上课。2007年到2008年整整一个学年，侯伯宇承担的前沿动态研究课，竟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00个学时之多！他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所学完完全全地传授给学生们——这是侯伯宇在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同时罹难后做出的选择，他硬是用教学研究挤占一切时间和空间，在课堂上、学生面前驱赶令他致命的悲痛。但每天下班后，这位课堂上依然神色自若的老教授，却默默地在回家路上老泪纵横！他背着书包，失神的双眼，只顾一一回避着路人的目光，苦苦地走在西北大学家属区的林阴道上。只有这个时候，时空是属于他的，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悲痛洪水般袭来，再也忍不住，紧紧地攫住了他……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科学园地里硕果累累；他更是一名优秀的教师，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深刻内涵。他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塑造我们的学术品格，更用自己的善良、宽容、认真和正直，塑造着我们的人格，也影响着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学生这样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恩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用自己的科研奖金给大家的办公室都装上了空调，自己却一直住在老旧的家属楼，家具一用几十年也舍不得更换。先生对学生非常好，很多年前，家里经济实在困难让我辍学。侯教授得知后找到我说：‘我绝不会允许我的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你安心学业，经济上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先生的帮助，让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先生经常询问每个已经毕业学生的情况，问他们去哪了，生活是不是稳定，最重要的，有没有坚持做研究……先生病危之际，很多学生都回来看他。那个时候，他还在病床上跟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更像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从确诊癌症到离世的一年多里，很多学生回来看他，我们自发日夜值守在他病床前，医生、护士都误以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杨战营的话，代表了侯伯宇教过的学生共同感念。
当很多人都为侯伯宇感到命运不公时，他却没有抱怨。他的学生回忆道：“从老师的经历我们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在这样不平坦的际遇下，依然充满积极向上的热情。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不止一次向我们提到：‘我很幸运，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天给了我最后的一份礼物。’他所说的这份礼物就是‘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这是一个多领域交叉的课题，处于当今国际数学物理的前沿领域。他坚信自己带领下的“西北军”借由这一契机再一次走到国际理论物理研究的前列。
然而，侯伯宇患上了膀胱癌。2009年11月，侯伯宇知道确诊结果后，谁也没有告诉，就先去北京开学术会议了，他说自己承担的那个科研项目更重要。不得不住院后，他曾问医生能否为他争取三五年时间，让他把课题做出来。然而手术后仅仅一个多月，病情就恶化了。80岁高龄的他，身受病魔的折磨，却依然放不下科研课题。他的学生陪同去做检查的时候，他还经常拿着最新的论文研读。他对推轮椅的护士说：“请你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
……卧床之际，他不能看科研报告了，就让学生代读，他记忆思维衰退了，依然孜孜敦促学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满怀豪情地写下“以创新湮灭顽疾之痛苦，以创新来消灭死，以毕生之余力完成科学登顶”！（本报记者 杜耀峰 赵 岩 王晓阳 王鸣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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