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已经30多年，但从部长到普通工作人员，对他的敬仰之情仍是那么浓烈。
这位老人，99岁离世至今已有10年，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却一直为人称道，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他，就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吴波（见图。资料照片）。
一留遗嘱：不给后代留私产
2005年2月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依依不舍。
办完丧事当天，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
吴波的这份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年10月立下的，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期间，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直到他离休后，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后来房改，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他却没有买。吴波表示：“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二留遗嘱：再向组织表心迹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孩子们又都同意，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
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
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它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变通”。
2005年2月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他的老伴也已先于他离世。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
很快，一份《交房申请》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
在《交房申请》的最后，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此时，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
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别人。吴波去世后，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父亲的存款是5.1万元，母亲的存款是5.9万元。除此之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余下的1万元，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
11万元本来就不多，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因他是“大官”而沾光。
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临行时吴波只送了他一句话：“去，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回来。”就这样，大儿子在甘肃舟曲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特殊关照”，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对孩子们是这样，吴波对自己则更为“严苛”。
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他总是摇头。他说：“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后来，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水泥、石灰等都运来了，他还是不肯。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他的睡衣、衬衣都是穿成了“毛边”，还是不肯做新的。家里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只好搬一条方凳子“凑合”着放上电话。
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已经打了“补丁”；一溜半截高的书柜，稍微一挪要散架。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对他说：“您给我钱，我帮您扔掉。”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对送上门的礼品，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的操守，吴老坚守了一生。
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吴波总是挂念在心，慷慨解囊。
吴波住所的前院，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蔡师傅家境困难，吴老时常给他接济，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代交。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发“压岁钱”。
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并让老伴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还嘱咐小杨有空就要多学习。小杨抽空学了个文秘函授，吴波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
吴波，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地走了。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令后人受益无穷。（记者 李丽辉）
他就在身边，从未走远——追忆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生前事（下）
老部长吴波去世到现在，已经10年了。但在财政部，人们对这位老人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些许淡漠……
几任部长的怀念：他一心为公、主动让贤，从来不肯“沾光”
1979年8月，73岁的吴波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一年后，吴波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向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主动辞职担任顾问，成为在职年龄大、任职时间短，却深受人们敬重的一任财政部长。
吴波在任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三大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吴波担任顾问以后，仍然积极为财政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他参与并认真筹划了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革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次改革彻底扭转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税制单一化倾向，创建了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新体系，不仅保证了国家财力的增长，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六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评价吴波的：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蒙受委屈和不公正对待也毫无怨言。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在新中国的财政发展史上，铭刻着吴波同志的突出贡献。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因公因私从没有回到过故乡安徽。1982年，第四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回来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接站。吴波认为这次回安徽是私事，不应享受因公待遇。回京上火车前，他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张劲夫总是很感慨：“我们的干部要是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在吴波面前，第八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堪称晚辈。吴波当副部长时，他刚刚大学毕业。项怀诚回忆说，1986年，吴波同志八十大寿。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建议，由他和我们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凑份子给吴波同志过生日，但吴老坚决不同意。到了生日那一天，他早早让司机老蔡开车去了西郊，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
“吴波同志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威信很高，带出了财政部的一代风气——勤奋、清廉、踏实、仔细。”项怀诚深情地说。
与他共过事的人说，跟这样的人相处，能使人心灵净化
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食堂的吃菜问题，财政部职工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树。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部长吴波那里，他看后批示：“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
退休老干部王济章回忆说，1965年，吴波带队到河北农村搞“四清”，工作队单独开伙，伙房设在生产队的一间小屋里。当时已是盛夏，大家在屋外排队、从窗口打饭在院里吃。吴波年龄最大，每次打饭都从队尾排起。有时太阳毒，同志们让他先打饭，他总是推辞：“不用。一会儿就到了。”
吴波平易近人，住在农民家里也不忘抽空干些轻活，不论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还是一般农民，都愿意跟他聊，就连小孩也能跟他说上话。由于政策水平高又了解实际情况，吴波在工作组和老百姓中威望很高。工作组离开时，不少农民自发地到村外送行。
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赵玉琢，曾是吴波的老部下。他说：“吴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跟这样的人相处，能使人心灵净化。”
即使素未谋面的“后生”，对他的点滴往事也耳熟能详、铭记在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十年里，财政部的新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甚至没有见过老部长吴波。但老部长的一些点滴小事，经过几代人的传颂，深深地在他们脑海里扎根。
老部长到上海搞税制改革调研，他提出局级干部俩人住一个房间，秘书住一小间，节省了很多开支。他到成都开会，会议安排他住套间，但他一定要住单间。
去山东调研时，接待单位派了5部小轿车，几位处长在车旁等候。吴波严肃地说，只要一个人陪同，他跟大家一起乘坐面包车，小车一辆也不要。事后有人问吴老，让红旗轿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解释说：“如果坐了红旗车，后面几天调研中红旗车就成了我的专车，那会造成更多的浪费。”
上世纪80年代，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差。夏天，总务处要给吴波配电风扇，他却坚持不要。在部长用车问题上，吴波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文革”以后，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7点，他都要从西四出发，步行40分钟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上班，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几乎天天都是如此。
“现在财政部很多人，都不曾跟吴波老部长共过事。但他仿佛就在身边，从未走远。”一些中青年干部说，他的高尚品德像一座丰碑，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日前，财政部发出通知，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向吴波同志学习活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他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深入学习他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严以修身、廉洁自律的党员本色；深入学习他求真务实、鞠躬尽瘁，勤俭节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是第十一任财政部长。他表示，吴波同志的事迹感人至深，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风范，几十年来激励着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弘扬吴波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波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及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必须要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记者 李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