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仿制编钟之形者众，能调准编钟之音者罕。刘佑年便是编钟调音行业中的佼佼者。2000年北京太庙迎接新世纪到来的中华和钟，2008年奥运会上亮相“鸟巢”的巨型编钟，都是由他调的音。因为拥有这手“绝活”，刘佑年被誉为“中国编钟调音第一人”，被评为高级操作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如今，年过六十的他被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返聘，继续调音带徒弟。
车间里整齐摆放着由45件大小编钟组成的一套编钟，最大的一个有6米多高。这是陕西汉中市的汉乐府景区定制的、汉代南越王墓出土编钟的仿制品，即将在“汉乐宫”演奏。“我们的编钟，都是能演奏的。”刘佑年自豪地说。徒弟拿起音锤，熟练地敲起了《东方红》，每个乐音都那么清脆、悦耳……
调音，是编钟铸造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一套编钟，如果音调不准或音色不美，外壁再雕龙绘凤、纹饰华丽，也是“废品”。
巨大的编钟由工业吊爪吊起落下，放置在沾满灰尘的工作台上。炎炎夏日，刘佑年依然穿着长袖长裤的工作服，戴好帽子、手套、护目镜、口罩，塞上耳塞，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砂轮捆绑在一根长木棍上，伸向编钟的内壁，机器一开，噪音刺耳、铜粉飞扬，而此时的刘佑年，双目紧盯钟内，不敢丝毫走神……打磨几秒还是几分钟、打磨的位置在哪，完全靠经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几秒钟后，刘佑年关闭机器，拍拍身上的粉尘，取出耳塞。再拿起巨大的钟锤，击打编钟，“当——”浑厚的钟声响起，刘佑年闭眼聆听，音准、音色、延时长度如何，哪里还需打磨，在他心中有了分寸。然后，他再次塞上耳塞，开启砂轮……
调好一口钟的乐音，如此循环往复，不知要多少次！汗水很快湿透了衣背，粉尘沾满了工作服和露出的皮肤。“对于编钟来说，形是音的载体、音是形的灵魂。古人通过钟的大小、圆扁、钟内壁的凹凸等，铸造了编钟美妙的音色。”刘佑年说，“但古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编钟音形关系的文字著作，完全靠我们自己去悟、去摸索。”
“给编钟调音，需要铸造、音乐、历史、文物等多学科知识。做我们这行，接触到很多考古学家、文物专家、音乐学专家等，一有机会，我就向他们请教。”一边放下砂轮，刘佑年一边说。
光会“机械制造”，甚至光能听出“哆来咪”音准，还远远不够。1998年，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承接了上海民族乐团订购的33件套“炎黄宝钟”，成品摆在音乐界顶尖的“金耳朵”面前时，竟被“秒杀”了11件！行家们用了许多刘佑年从没见过的方法检验编钟音质，如用和声法来判断音准，用基音、泛音的dB值来界定音色的好坏，用分贝仪检测各钟音量的大小，用隔离度概念来评判演奏是否方便……
刘佑年当即表态，重做！经过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研究、打磨、检测、分析、再打磨……1998年底，这套“炎黄宝钟”在刚落成的上海大剧院举行首场演出，一曲《将军令》贺岁古乐，收获业界众多赞赏。
此后，刘佑年对全面提高编钟音质的工艺规范和质量标准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为了学好音乐，他不仅多听多看，还跟着学小提琴的女儿一起学五线谱、学音乐理论知识，刻苦钻研练就了一双“金耳朵”。对音准的辨别，普通人只能听出哆、来、咪，他能听出“哆”与“来”间二十分之一的音。2010年，工信部正式发布中国第一部青铜打击乐器的国家标准，刘佑年是5位标准制定者中的第一位。
“编钟是中国古代的礼乐重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中国古代，在重要的祭祀、庆典、迎接外宾等场合，宫廷会派乐师演奏编钟。现在，我们的编钟可以在博物馆里、在剧院里演奏，这是中华文化的骄傲。”刘佑年说，“作为乐器，编钟的音色、音准、音量、延时，整套钟的乐音是否和谐……学问太深了，就是再给我一辈子，我还会觉得有兴趣，想更深入地研究下去。”（人民日报 记者 田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