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京版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党委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问责效果会大大提升。他同时解析了问责制度“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等实施问题。
既要问领导之责，也要问政治之责；既要问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产生恶劣影响之责，也要问在位不谋其政之责。
问责主体
党委政府问责增效
京华时报：京版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与全国版相比，哪些值得关注？
李永忠：最值得关注的是，京版办法明确了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主体，市委市政府、区县党委政府是问责决定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问责，即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问责的实施首先要解决问责的主体问题，过去没明确，实际上主要是纪委和组织部门作为问责主体。但党风廉政建设第一主体是党委，现在北京将问责主体由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扩大到党委政府，问责主体提升就是一大进步。
京华时报：如由同级党委政府问责主要党政领导干部，能否执行到位？
李永忠：过去纪委和组织部门问责同级部门是不好问的，现在由党委政府问责就顺利得多。当然，这还没有解决同体监督和同级问责问题，但加大了问责的权力权威。只要党委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问责效果就会大大提升。
问责执行
首先问责领导定策用人
京华时报：目前，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是怎样的情况？
李永忠：现在只是在执行层面问责，原来是对领导干部直接犯的错误问责，后来对大范围出现的问题问责。由于对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方面的判断标准还不是很清晰，这方面的问责也就做得还很不够。问责应是全方位的，对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要实行问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京华时报：还需怎样完善问责体系？
李永忠：要解决“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
由谁问？党政组织要问责，专门监督机关要问责，群众要问责，媒体要问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要问责。
问什么？应当问决策、执行、监督之责！目前是问执行之责多，而问决策、监督之责少。
怎样问？既要问领导之责，也要问政治之责；既要问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产生恶劣影响之责，也要问在位不谋其政之责。
毛泽东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干部，关键是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你才会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要依法依纪，按照有关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去问责，不能乱问责，这就需要制定和细化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来保障。
京华时报：此前的一些事件让大家难免产生“问责力度不够”的想法，对问责的威慑作用有疑虑。
李永忠：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有一个磨合期，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解决其“能出”、“能下”，势必要出大问题。毛泽东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几千万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出不下不流动，怎么能不腐败？
实施制度问责，就是要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点一点问下去。这样，首先有利于提高我们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心；其次，有利于澄清吏治，做到制度反腐；第三，有利于解决干部队伍的能上能下问题。
问责监督
百姓主导问责官难做民好过
京华时报：对北京而言，怎样在现行情况下，将问责制度落实到位？
李永忠：提升问责主体是第一步，但还要有系列配套的措施和政策。比如要把官员的权力细化，具体到哪些权力能行使，哪些不能，怎么算越权，越权怎么办，怎么叫不作为，为自己牟利应该怎么办，这些都要细分。但同时要加强监督。
权力架构是一个金字塔形，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形。尤其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倒金字塔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如果大家都认为官太好当了，那么可以肯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问责的太少，甚至可能没有问责，才会出现“越是大官越好当，越是小官越不好当”的现象。
比如，经过中纪委中组部在地方试点的经验，更应该大力发展由老百姓主导的问责。通过这种问责形成“官难当民好过”的现象，在百姓的监督之下增强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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