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上，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采用“五言诗”的形式，向大会作常委会报告。这并不是李治第一次采用“五言诗”，在去年2月18日的盐湖区人代会上，李治以同样的形式作了工作报告，并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报告同。脸谱相同、似曾相识的报告现实中不少：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台下听得昏昏欲睡。可以说，会场上睡觉、聊天、玩手机等不良会风与这种八股气十足的报告有密切关系，也是一种无奈的抗议。
正如李治所说，很多地方的报告每年都一样，纵向上说，今年用了，明年后年还能用；横向上说，县里用了，市里省里还能用。八股文风害人害己，是我们党一直反对的，必须要改。“但怎么改？”李治有志于“创出一条路来”，他就尝试夹叙夹议，力求把“报告写实写活，让文中有物，物中见事，以事感人”。
应该说，较之于那些死气沉沉的空话套话，李治的“五言诗”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也赢得了一些叫好声。但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我们更不能在恭维声中迷失了判断。
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软肋，我们反对报告写作中模式化、概念化的不良文风，并不是反对报告这一体裁本身，总不能给孩子洗澡，却连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李治的“五言诗”报告却恰恰走了这一极端。
从形式上看，“五言诗”类似于骈体文。而有很多观点指出，骈体文在交代具体的数字、实绩上更容易出现假大空的现象。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曾多次拒绝宋神宗让他担任秘书的“美差”，因为他讨厌所有文件都必须用骈体文写作的做法。与之同时代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位，都是华而不实的骈体文的反叛者，也成就了“古文运动”领袖的地位。
从内容上看，工作报告讲究的是“实”，“五言诗”形式能达到这一要求吗？李治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可诗歌从来就不是“纪实”的最佳文体，即便以描写社会事实著称、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其作品的“实”也是诗化了。所以，“实话”应该是符合实际的、管用的、有感而发的、明白通俗的话，而不是“真功、硬功、巧功、全功”之类抽象化、概念化，看上去不知所云的“诗话”。
试想，你说的话听众不知所云，怎么会有感召力？怎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么写还是不如更实在的大白话来得漂亮。”（贾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