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元案件说明，在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没有到位，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相关地方干部警示教育工作中了解到，经调查，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国元在赤峰市工作的6年间，狂敛钱财3200余万元，案件涉及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实属罕见。他的堕落轨迹留下很多教训和警示。
放纵欲望的“扭曲”
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徐国元，1974年参加工作，1976年入党，历任呼伦贝尔盟统计局局长、根河市市长、呼伦贝尔盟委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赤峰市市长等职务。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地厅级领导干部，徐国元有过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然而，随着职务的升高，徐国元经历了一个从精神空虚到政治颓废、从意志消沉到信念垮塌、从私欲膨胀到背弃党的事业的嬗变过程。
徐国元蜕化变质过程中，心存侥幸和迷信心理。他堕落后，试图依靠神灵“保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他家中常年供奉“神龛”，烧香拜佛，每次收到钱款，都要在“神龛”下面放一段时间，以求保佑。他家隐匿赃物的箱包也极有“讲究”，四角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以求“四平八稳”。
如此扭曲源于他政治动摇。他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权力独断、滥用职权以及行为诡秘；淡忘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戴名表、坐好车、住豪宅。
制度和程序为个人玩弄
近年来，像很多城市一样，赤峰市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招投标等方面有不少制度和规章。但徐国元钻制度空子，插手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和工程建设，表面上看经过了相关程序，甚至“手续完备”，实际上完全是按徐个人意志操作，制度和程序反倒成了他违法乱纪的挡箭牌。
比如，对重大问题“先拍板后走程序”，是徐国元逾越、规避制度的一贯伎俩，许多重大问题决策不见纸、不留声、不发文。徐国元在研究重大问题时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许多都是在饭桌上，有个几亿元的大工程，也是他同市里几位领导在接待某开发商的饭桌上拍板定下的。一切制度、规章，在徐国元眼里成为摆设，丝毫起不到规范、约束作用。
徐国元任职期间思想上蜕化变质，政治上独断专行，经济上疯狂敛财，生活上追求奢华，情节十分恶劣。但是，无论是党内监督机制，还是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都未能及时发挥有效的作用。案件还涉及赤峰市多个重要经济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不公开，权力配置不科学，为权钱交易、索贿受贿提供了条件。
从徐国元腐败案件中能看到，在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没有到位，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税费减免、土地出让金减免等，往往是徐国元一锤定音；一些项目建设，徐国元采取所谓现场办公形式，就可以越过必要的程序，而这样的“市长办公会”甚至没有会议纪要和任何记录，实际上是徐国元的个人决断。
交友不慎“内助”不廉
未能正确处理来自社会和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也是徐国元违法违纪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党政干部即使正常人事变动，事后也要给有关领导送上“感谢费”，把组织的信任变成了个别领导的“恩惠”；一些企业即使正常的招商引资、投资立项和经营活动，老板也要千方百计地同有关领导“搞好关系”，把依靠政府支持变成了拉领导当“保护伞”。徐国元作为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顺其自然，甚至恣意迎合。
徐国元落马后反思：“觉得过年送礼品礼金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和社会交往。时间久了，对这类交往失掉了警觉，失掉了原则，变得很麻木，对一些有明显个人目的的人失去了判别，收受的财物数额比较大，很多超过了人情交往的范围……同一些情趣相投、爱好相近的企业老板交往过密，错把老板当作朋友，接受了他们的大额财物……没有看到他们与我交往的真正目的……”
“内助”不廉也助长了徐国元的贪欲。当地人称，徐国元在仕途上发迹，其妻李敏杰在私下里发财。凡有人到徐国元家送钱送物，不管徐国元在不在家，她都照收不误，甚至许多人她根本不认识，所送钱物也都欣然收下。以至她在交代材料中用“大高个”等形容送钱的人。徐国元则每收到一笔钱都如数交到李敏杰手里，李便以她或儿子的名字开户存储、或拿出去投资。
从徐国元家中查出的存折、存单等，据称全部由李敏杰管理和操作。在听到徐国元被调查的“风声”后，她有转移财物的嫌疑。[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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