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9月份，南昌查处“为官不为”案件30起、问责97人；前9个月，福州市共有227人受到效能问责处理；而河南全省共有1398人因此被查处……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向“为官不为”干部“亮剑”。
一笔保证金讨要50余次，“庸、懒、慢”成官员另类腐败标签
河南沁阳市一段公路景观改造，工程达到一定量时，政府应退还四家企业共2000万保证金。但从今年4月到11月，四家企业先后向市住建局、市委市政府等累计讨要保证金50余次，遭遇的大都是“领导不在家”“这事儿不归我管”等“踢皮球式”处理。事情一直未获解决，直至被媒体曝光。
要担责的能不做就不做，没油水的能推就推，群众的事能拖就拖。近两年，在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的同时，“为官不为”现象日渐突出。除典型的“不作为”外，“不为”还有以下表现形式：
“慢作为”：推诿拖延、效率低下。宁夏一企业申请大件运输，自治区政务大厅交通运输厅窗口咨询工作人员不予受理，将其转给公路管理局银川分局审批。银川分局本可以直接受理审批，却不认真履职，而是转给永宁路政大队受理，再报分局审批，致使企业申请过程历时13天。这一事件中9名干部被给予行政记过、行政警告、免职、停职等处分。
“庸作为”：把关不严、监管不力。荆州市荆州开发区财政局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贺平，在选取还建房项目的评审中介机构过程中，对资质监管不严，将项目委托给不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而在支付中介服务费时，把关不严，多支付5.9万元。贺平因此受行政记过处分。
“懒作为”：消极怠工、纪律松弛。玩游戏、看电影、网上购物……部分干部人坐在办公室，心却不在工作上；有的表面上看忙忙碌碌，实际上毫无效率，整天消磨时光。
“‘为官不为’背后其实仍是腐败不正之风。”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教授指出，领导干部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权力，“为官不为”现象表明个别干部在行使权力时仍奉行着“不给好处不作为”的原则。
“反腐”试出为官真心，“太平官”突显责任、制度缺失
随着反腐纠风态势日益趋紧，对官员的制约、规矩越来越严；再加上在网络助推下，监督官员的眼睛越来越多，“为官不易”确实成为一种现实。
但“为官不易”就能成为“为官不为”的理由吗？
遵纪守法不等于无所作为。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指出，有的干部将“为官不为”归咎于反腐败，恰恰说明“己身不正”；如果因为开始抓反腐败便“不作为”，那说明过去的“为”，是为己为财的“为”，是乱作为的“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也表示，“反腐败”不是“不为”的原因，而是一块试金石，它能够让人们看到哪些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哪些是尸位素餐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
专家分析指出，一些干部不担当、不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甘当“太平官”，这一心态背后，折射的是多重缺失。
信仰缺失。少数党员干部对领导交办的事就“为”，而对群众的事情就“不为”，漠不关心，这是“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意识降低和淡薄的表现。
责任缺失。少数党员干部丧失担当意识，工作因循守旧保守固化，不想创新不敢干事，把“不出事”作为最大原则，忘却了自身岗位应尽的职责。
能力缺失。一些党员干部因为不学习、不研究，存在着“能力恐慌”、“本领恐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无所适从，自然难作为。
制度缺失。“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由于缺失合理公平的考评考核体系，也导致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工作激情。
改革干部管理和任职制度，激励“有为”者“上位”
懒庸之疾，祸在社会事业，根却在制度。
“‘为官不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官员的权力和义务职责规定不清晰。”任建明认为，当责任大于权力时，就会出现“不作为”；当权力大于责任时，就会出现“乱作为”。
因此，消除“太平官”，首先要明确行政权责体系。任建明建议，对责任加以明细化，制定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部门责任制，而不是原则的规定。
其次，在权责清晰的基础上，加大对“不为”的监督和惩处。当前，在矿难、公共突发事件等造成重大损失、引发社会动荡的案件中，对官员的过失、渎职行为有较为具体的问责规定，而对由懒政庸政导致党和政府形象受损、经济发展滞后等“慢性后果”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
与此同时，还要有干部管理考核体制和官员任职制度。知政失者在草野。乔新生建议，干部管理要发动群众参与监督，促进合理作为；干部升迁考核应纳入群众意见，以促客观公正。
任建明则强调，应突出激励的作用，通过职位升迁、工资增长等措施激励各级党员干部干实事、干好事。激励“有为”者“上位”，让安于现状的平者“让位”，让碌碌无为的庸者“下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