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多数市、县纪委已退出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将纪委从过去“包打天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也让更多的纪检监察力量回归主业。
烈日下的农田水利工程工地上，纪检监察干部在检查沟渠的深度和宽度；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纪检监察干部在督促进度；竞拍激烈的公共资源交易现场，纪检监察干部举着摄像机全程录像；人头攒动的政风行风评议活动现场，纪检监察干部在计分；村庄、社区的村（居）务公开栏前，纪检监察干部察看公开事项是否及时、全面……
上面的场景，对许多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并不陌生，有的曾经这样干过，有的至今还在这样干。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冲到一线去监督”的理念下，牵头或参与了各种各样与监督沾边的议事协调机构：农村“三资”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治理公路“三乱”工作领导小组、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领导小组、优化发展环境领导小组……
前些年，随着工作领域的拓展，纪委干了大量分外的事，参加了各种议事协调机构，把时间耗在文山会海上；组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搞检查、考核、评比；参与小金库、“三乱”专项治理等，揽了不少不该揽的事。
“三转”之前，福建省某市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达255个，海南省某县纪委参与了220个议事协调机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纪委监察局的干部经常出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书记去不了副书记去，副书记忙不过来常委去，常委去不了室主任去，室主任去不了一般干部去，普遍只有三四十号人的县级纪委监察局参与了上百项工作，纪检监察干部忙得脚不沾地，似乎哪儿都离不开纪委监察局、哪儿都少不了纪检监察干部。
多种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同级党委、政府在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时，“让纪委上”，拿纪委当“开山斧”、“灭火队”；开展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时，“由纪委牵头”，因为纪委相对超脱、手上还有执纪权，推动力度大；相关职能部门在开展容易出问题的工作时，请纪委来监督、签字背书，真出了问题可以拿“纪委派人监督的”来挡一挡；一些纪检监察干部陶醉在“重要工作都离不了我们纪委”，“纪委干部战斗力强、工作得力”之中，怀着“多参与部门业务工作多接受锻炼有利于今后提拔重用”、“有权有利办事方便”等想法，乐此不疲。
过去，各级纪委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提起工作千头万绪，干起活来忙忙碌碌，但工作效果却不理想。近年来查办案件工作、巡视工作、信访举报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与之前各级纪委职能定位聚焦不足、发散有余有很大关系。正如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一个组织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种了别人的地，就会荒了自己的田，干的非主业多了，主业必然荒废。
到后来，纪委职能泛化、主业弱化、作用虚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纪委成了“万金油”，无所不管，真有“包打天下”之势。然而，其实际监督权威和监督效果却大打折扣。对那些参加200多个领导小组的纪委来说，一个领导小组哪怕一年就开一次会，纪委还有精力干好自己的主业吗？
说一千、道一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我们的主业，这方面干不好，别的工作干得再热闹也没用。
十八届中央纪委回归党章规定的职责，根据形势任务要求，提出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如何解决纪委参与工作过多、职能泛化的问题？釜底抽薪之举莫过于清理退出纪委主业以外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找准职责定位。
两年多来，大多数市、县纪委对牵头或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大幅精简。在中央纪委有关部门抽样统计的134个县级纪委中，已有124个对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清理，精简率普遍在80%以上。这将纪委从过去“包打天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也让更多的纪检监察力量回归主业。市、县两级纪委比照上级纪委的做法，普遍开展了调整内设机构工作，调整后，执纪监督机构数占内设机构总数60%以上，执纪监督人员数占编制总数的60%以上。大多数市、县纪委书记和市直属派驻机构负责人已退出分管的其他业务，做到专职专责。
然而，在有的地方，纪委表面上虽已不再参与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在牵头或参与监督执纪问责以外的工作，出现了“纪委要办案，县委书记说要抗旱”的局面。比如，为切实规范村级财务管理，西南某县的县委书记“钦点”县纪委牵头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开展村级财务大检查。该县组织20多个检查组，由县级部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带队，从县财政局、审计局、民政局等单位抽调专业财会人员，对全县300余个村（居）委2013至2014年度村级集体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情况开展拉网式检查，此次检查预计在今年8月底结束。
纪委的作用无可替代，但纪委决不能替代有关职能部门发挥作用，“包打天下”。“三转”是中央要求、形势使然。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依然多发，纠正“四风”、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亟待克服。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不能做到聚焦中心任务、守住职责定位，真正把监督责任担起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难以落实。（中国纪检监察报 尹健）
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学者谈市县纪委深化“三转”
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支持纪委回归主业 发挥执纪监督威力
纪委退出与主业无关的议事协调机构后，变化十分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责任的回归，不仅是纪委责任的回归，也是其他部门单位责任的回归。纪委清理退出议事协调机构后，真正超脱出来，集中精力抓监督执纪问责，严格纪律监督、深化正风肃纪、严肃查办案件，带来的积极变化有目共睹。其他部门单位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既要把工作开展好，更要让各项工作经得起纪律和规矩的检验，干部既要干成事，也要不出事。责任的回归，让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了风清气正、尊崇法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纪委就是管纪律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容不得纪委有一丝一毫的分心分力。支持纪委回归主责主业，这既是发挥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强大力量的必由之路，也是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的应有之义。
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志华：“退”一步海阔天空
世间万事，知易行难。没想到，工作开展之初就遇到了这样的局面：我们刚刚向市委汇报拟退出的议事协调机构，要求参与新的议事协调机构的文件又批转给了市纪委。后来，清理退出议事协调机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必须迎难而上。我和班子成员带着市、县两级纪委班子破解层层难关，协调方方面面关系，用1个多月的时间才厘清纪委职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对于清理出来的162个议事协调机构，我们按照“留、撤、退、转”四字原则进行处理。市纪委保留或继续参与议事协调机构18个，取消议事协调机构3个，退出141个。将原先承担的党务公开、招投标监管、电子监察、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等9项工作职责全部移交给相关职能部门。5个县（区）纪委也对原先参与的623个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处理，共保留或继续参与97个，取消15个，退出511个，移交有关工作职责60项。
清理退出议事协调机构之后，我们督促各县（区）、各部门单位重新调整班子成员分工，将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从“事事有份”中解脱出来，专门抓监督执纪问责；要求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纪检监察工作上，不能再分管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等纪检监察以外的工作。
攥紧拳头才好发力，退一步往往海阔天空。后来的事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坚持“三转”，退出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次华丽转身！
去年“三转”以来，市、县纪委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强化了对党的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问责处理了一批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科研部副教授贺夏蓉：纪检监察工作必须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中央纪委根据党章规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与时俱进提出的工作要求。“三转”的实质是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找准职责定位，明确主责主业。纪检监察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是走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发展，走集约发展还是粗放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新形势下，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收拢五指攥成拳，厘清职责抓主业，从发散式的、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向内涵式的发展之路。
找准定位是前提。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定位准才能责任清。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委的权力是党章赋予的，党章第44条明确规定，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这是纪委职责定位的根本依据，也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法理所在。所谓“内涵式发展”就是指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强调事物“质”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外延式发展”主要是数量增长、规模扩大、空间拓展，强调的是事物“量”的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一重要表述，使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更加清晰、准确，也为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提供了目标和方向。通过审视历史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党的纪律的内容和纪委的职责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始终不变，就是严明党的纪律，查处腐败行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聚焦中心任务、守住职责定位，真正把监督责任担起来，切实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更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