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中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于12月1日被缉捕归案。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半数到案。
值得一提的是，周骥阳不仅是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以来第50个到案的，也是党的十九大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追回的第二人。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决心和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不放过每一条可疑线索
缉捕周骥阳的过程并不简单。与绝大多数“百名红通人员”选择逃亡境外相比，周骥阳则要狡猾得多。
周骥阳系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2008年12月，因涉嫌合同诈骗畏罪潜逃，一直下落不明。
记者注意到，2011年，在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悬赏缉拿令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周骥阳。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集中公布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地被标注为中国香港。然而，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9年来，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是在境内。
“成功锁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基础性工作是关键。”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后，中央追逃办多次召集成员单位和浙江省追逃办研究周骥阳案，要求杭州专案组紧盯其重要关系人，对有关线索进行地毯式排查，力求通过零散信息发现周骥阳的行踪轨迹，确保信息不遗漏。
按照中央追逃办要求，专案组发扬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辽宁和浙江各地进行线索核查，先后对其亲属圈、朋友圈、生意圈、同学圈近百人进行排查和接触，做到对每一条可疑线索不放过，对每一个关系人不遗漏，对每一次可能的机会不忽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抓捕归案。
记者了解到，经突击审查，周骥阳确认其真实身份，对相关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待了以假身份为掩护藏匿大连，靠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维持生计的逃匿经过。
“周骥阳被缉捕归案，是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是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又一战果。”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说。
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回顾50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历程，有些时间节点注定意义不凡——
2015年4月25日，戴学民在安徽合肥被成功抓捕，成为首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5年5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二号嫌犯、“亿元股长”李华波从新加坡被遣返回国；
2015年9月18日，杨进军从美国被遣返回国，开启了美国向中国遣返“百名红通人员”先河；
2016年11月12日，潜逃15年之久的闫永明从新西兰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实现了“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
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从美国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成为追逃追赃的里程碑事件；
……
“两年多时间内，‘百名红通人员’到案半数，充分彰显了党中央领导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阶段性成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
如其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多次作出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的重要决策部署。无论是出访，还是参加国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走到哪讲到哪，在重大外交活动中80多次就反腐败和追逃追赃发表重要论述，为追逃追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到开通“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从开展“猎狐”“天网”行动，到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从发布公告曝光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到公布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几年来，“打虎”“拍蝇”与“天网”“猎狐”同步推进、相得益彰，使反腐败工作形成闭合链条，营造了“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一步指明方向，传递出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的明确信号。
11月7日，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即从加拿大被劝返回国自首。如今，随着周骥阳的落网，十九大后追回的“百名红通人员”已达2人。而据中央追逃办透露，另一名“百名红通人员”也即将到案。
不断强化追逃追赃工作力量
对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而言，半数“百名红通人员”到案，绝非“中场休息”的哨声，而是迈向新征程的冲锋号。
如何不折不扣落实十九大精神，推动追逃追赃工作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在克服“歇歇脚、喘口气”思想，做到态度决不动摇、力度决不减弱的基础上，正在全国推开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亦是一个重要契机和有力抓手。
3月底举行的全国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上，学员名单中首次出现来自监察委员会的“头衔”。据北京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追逃办主任王贵平介绍，北京市纪委、监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并配备充足力量。
8月31日，“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回国投案，成为北京市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增加追逃追赃工作专门力量后追回的第一个“百名红通人员”。据统计，今年1至8月，北京、山西、浙江三个试点地区分别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2人、9人、10人，三省市还限制出境179批次633人。
浙江省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将追逃追赃职责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谋划，切实加强追逃追赃机构队伍建设，加大工作力度。省纪委、监委机关单独设立追逃追赃室，对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进行统筹协调。
“中央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国家反腐败机构，对外代表国家监察权力，必然成为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主体。”浙江省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监察体制改革后，浙江省各级监委不仅行使追逃追赃工作统筹协调职责，同时承担直接办理追逃防逃个案的任务，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
作为中央追逃办承担具体工作的办事机构，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担子同样不轻。党的十九大以来，该局把对外宣介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新部署，作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将继续推动落实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果和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织密追逃追赃合作网络，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同时，加强“廉洁之路”建设，让廉洁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扎实开展重点个案攻坚，不断取得追逃追赃工作新突破，以一刻不停歇的精神状态，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坚决把外逃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瞿芃）